【这些文化名人的光明故事】
“道德文章老，南北一宋公，风云六十载，一节贯穹通。”经济学家、西南财经大学名誉校长刘诗白对宋涛先生的评价，深得学界赞同。
宋涛，1914年生于安徽利辛，1937年参加抗日救亡宣传工作。1940年自陕北公学毕业，从事教学工作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他被任命为新成立的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主任。他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和教育家、新中国经济学学科建设发展的奠基人，由他主编的《政治经济学教程》等多部教材在全国高校广为使用。
宋涛的另一身份，是光明日报专刊《经济学》原主编。
1949年6月，光明日报创刊。同年7月，创办《经济周刊》，后因故中断。1959年8月，《经济学》正式创刊，迫切需要一位既能够把握国内经济形势，又熟悉学术界发展动态，还有能力约请著名学者撰文的人担任主编。当时，该专刊的编辑工作主要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具体负责，主编一职自然就落在了系主任宋涛肩上。
凭借其政治家视野与学问家底色，宋涛帮助光明日报强化了与经济学界的联系，邀请一大批知名学者为《经济学》撰文，引导经济问题的深入探讨，引领经济学科的发展方向。许涤新、孙冶方、骆耕漠、卫兴华等老一辈经济学人都曾在专刊上发文，就价值规律、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等问题发表见解。
在宋涛担任主编的7年间，《经济学》坚持服务知识分子的初心，迅速成为学术界展示真知灼见的重要平台。这一点，尤其体现在宋涛对“百家争鸣”方针的坚决贯彻上。
当时，对于同一个经济问题，学术理论上有不同观点的文章，都可以在《经济学》发表。譬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问题，李平心、胡星、周治平、乔林、陈振维、徐涤平、陈泽莲、陈驰等学者多次撰文，就这一问题发表见解。
1960年11月14日，《经济学》刊发综合报道《关于生产力性质问题的讨论》，文中提到：“一年以来，‘学术月刊’、‘新建设’和本刊先后发表了平心（编者注：李平心）所写的关于生产力性质问题的十几篇文章，有的同志写文章同平心提出商榷，对这一问题展开了讨论。上海哲学、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为此还组织了四次讨论会，有些人对平心的论点提出了不同看法，有些人则同意平心的论点，大家本着‘百家争鸣’的方针，争论颇为热烈。”
宋涛既是编者，也是作者。他曾在《光明日报》发表多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、分配制度等方面的理论文章，直指实际问题，作出深刻阐析。
1978年4月24日，《经济学》刊登宋涛撰写的《关于按劳分配问题的认识——驳“四人帮”诋毁按劳分配的谬论》一文，对按劳分配已经“同生产力的发展不相适应”、实行按劳分配会“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”等观点予以驳斥，深刻论证了“按劳分配同生产力的发展在现阶段是相适应的”。据中国人民大学原党委书记程天权回忆，宋涛“敢于发表意见，完全是为着国家和人民的利益，为着党的利益，为着社会主义事业的利益，而不是为了自己有更大的名声、更大的影响”。
“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，我们对知识的渴求几近疯狂，对拨乱反正中的理论发展异常敏感。能够通过《光明日报》学习到老一辈经济学家对经济规律的阐释、对经济学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的介绍，了解到国家经济政策的方向以及学术界研究的热点，受到的帮助和启发是非常大的。”曾任武汉大学校长的经济学家顾海良如是说。
宋涛一身正气，两袖清风，生活简朴，淡泊名利。作为延安时期的“老干部”，他从不居功自傲，从不计较个人得失，从不开口向组织要条件、讲待遇。
宋涛的弟子、已故著名经济学家卫兴华多次对后学们谈起：“先生兼任光明日报的《经济学》专刊主编时，寄给他的编辑费，他分文不用，交给教研室秘书保存。”
面对改革开放新阶段，宋涛深入思考，笔耕不辍。1994年，他还用自己10多年积攒的稿费，设立“宋涛奖学奖教基金”，扶助支持优秀学生提升学术素养，投身经济理论研究与社会实践。
宋涛的学术思想影响深远。至今，他的学生、晚辈中仍有不少人在《光明日报》发表文章，是这张思想文化大报的作者、读者和亲密朋友。
“先生重视年轻人才成长，多次讲，经济系培养的学生，知识面要宽广，视野要开阔。求学期间，我能够聆听先生的教诲，并在他的引领下走上经济学研究这条路，始终感念在心，受益终身。”宋涛的博士、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世贤深情地说。
南京大学原党委书记、经济学家洪银兴回忆：“我的老师卫兴华先生常常提起，宋老的人格风范对他影响很大。两位先生‘不唯书、不唯上、不唯风’的治学品格也深深感召着我。多年来，我研究经济问题、在《光明日报》发表理论文章，始终遵循着前辈的学问之道。”
“作为先生晚年带的博士生，我特别珍惜那段难忘经历，让我学有所成，并在《光明日报》这方天地求索经济学的真谛。”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陈亮话语中透着感恩与期冀，“希望这张报纸继续扎根思想文化沃土，深耕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。我想，这也是对先生最大的告慰。”
（本报记者 王晓飞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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